82歲的沃爾夫.比爾曼（Wolf Biermann），詩人兼歌手，是德国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早年被嚮往社會主義的母親強制偷送到東德，沒想到東德比西德壞太多，於是他寫了大量反動詩歌，遭到無盡頭的批判和監控，終於忍不住在1976年，從東德跑回西德，在科隆體育場舉辦萬人演唱會，以一首抨擊共產專制的《長城下的中國》名聞天下，當即被東德共產黨政治局開除國籍，成為東西方冷戰的標誌性人物。稍後他獲得德國文學最高獎——畢希納奬。再稍後，柏林牆倒塌前後，他又連續舉辦演唱會，爲破墻作出了巨大貢獻。
德國總理默克爾那時很年輕，是沃爾夫.比爾曼的鐵桿粉絲，直到現在，默克爾夫婦依舊經常出席比爾曼演唱會，發表致辭，重温1989年之前的历史。
我2010年首次出訪德國，成為比爾曼的好友，他在《漢堡晚報》發表文章，將《長城下的中國》公開送給我。他多次和我一塊舉辦演唱會，後來我要回去，他和2009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赫塔.米勒都不同意，可我非回不可。結果，我不得不買通中越邊境的黑社會，在2011年7月輾轉逃回德國。
一晃六年又過去。故友劉曉波被中共謀殺。但是今年4月，曉波答應陪劉霞和劉暉來德國治病，我委託比爾曼夫婦轉交給默克爾總理的求助信時，大夥兒並不知道這是一場設計好的謀殺。比爾曼自己也給默克爾寫了一封長信,并派遣一位白鬍鬚粉絲將副本送到我家。德國駐北京大使幾次給劉霞電話，核實信中細節，確定了曉波願意陪劉霞和劉暉前來，表示非常歡迎。接著中德兩國政府開始艱難的談判……
比爾曼夫婦替我轉過不少信，我們也通過不少信。為了澄清蜂擁的謠言，我曾在我的臉書和推特上，以“AAA”替代比爾曼夫婦，透露過一些片段信息。事實真相並不是艾未未“熊貓比劉曉波更重要”的信口雌黃，而是比爾曼強調的：“她，他們，已經竭盡全力。”但，“不是我们做到了，而是猪狗们得逞了。”
2017年7月11號，我最後致信比爾曼夫婦，懇求默克爾夫人做最後努力；7月13號，劉曉波去世當日，比爾曼回信給我。9月19日中午，我當面徵得比爾曼夫婦同意，請友人王培根中譯，公開發表以正視聽。
刘晓波走了
亲爱的廖亦武，
刚刚传来消息：不是“我们做到了”，而是猪狗们得逞了，它们让你在中国的知心兄弟凋零逝去。今天，那个被折磨已久的人，也以他的方式成功了：刘晓波走了。帕梅拉（Pamela，比爾曼夫人）刚给我打了电话，告之这个消息。她眼下又在和我们的柏林女朋友交流，慎重保密一如既往。
可我们又面临一个新情况。不幸的是，当下我们只能竭力去营救万丈深渊边的寡妇了。你一定知道，我们在柏林的女朋友一直都在为刘晓波尽最大努力。啊，我亲爱的朋友，汉堡G20峰会的疯会、那些世界愤青们违背人性的愚蠢的暴戾狂欢、自由贸易的条约协议、熊猫外交、厄尔多安对恐怖主义的暗中援助和普京对叙利亚独裁者“英雄般的”搭救、被蚕食中的乌克兰、和中国超音速加集中营式资本主义做成的每一桩生意——抛开这一切，我们的努力永远是为了最最重要的目标：在弱肉强食的世界政治丛林里抢救一个作为个体的人。
帕梅拉建议我说：给亦武随信发去你当年写给我们的朋友尤尔根-福克斯（Jürgen Fuchs）那首歌吧。这很合适的！这位老兄也是作家，写诗歌和散文，在东德算是我一个年轻的知心兄弟。福克斯1976年在东柏林被捕，那正是我在11月被东德政府剥夺国籍的多事之秋。我们后来猜测，他在VEB人民监狱里被国安局的人秘密用伽玛射线施以辐射，悄无声息地种下了病根。1999年，年仅49岁的他死于血癌，成为此类放射受害者的典型案例。
我们把我们的朋友葬在了柏林的海德墓园（Heidefriedhof）。然后我和帕梅拉开车返回汉堡。因为时值五月，我们看到高速路两侧正在盛开的油菜花。特别在前东德区域，以前农业生产合作社广阔的土地上，只见咆哮怒放的巨大的黄。黄、黄、还是黄，直到天际。受此启发我作了这首歌，也许你能把它用中文、用同样的黄颜色调成诗，因为它的意蕴与刘晓波的命运相符。
不久你我一定会在柏林见面，那时我们会在柏林排练，和“中央四人乐团”（ZENTRALQUARTETT）的爵士乐手们练习我们的新歌，为了今秋在联邦议会选举前的“为民主巡演”（Demokratie-Tournee）。到时候我带上吉他，就能在你家给你、你妻子和女儿当面唱这只新歌了。
我用心灵拥抱你，我的朋友，希望能给你一些超越悲伤的安慰，因为逝去的是一位勇敢的斗士。正像诗人海涅在他《迷失的孩童》那首诗里写的，你的朋友刘晓波也是这样一位属于全人类的“在争取自由之战中孤陷重敌却坚守奋战”的人。
我下面这首歌的头两行也引自海涅的诗。
沃尔夫
2017年7月13日于汉堡-阿尔通纳
另：请把这些文字交给好手翻译，仅通晓两国文字是不够的。
给尤尔根-福克斯的輓歌
正是美得醉人的五月
无数枝芽鸟儿般纷飞
我的朋友却义无反顾
踏上那永无止境的旅程
他会在彼岸悠然等待
好吧，别辜负他的初心
随他而至，我们就在一起盼望
等我们美丽的女人
等我们心爱的女人
正当美得醉人的五月
一片片油菜花咆哮怒放
那夺目的黄色向我许诺
会给我朋友庇护与关怀
在那找不到出口的寒夜
他急需这一丁点太阳取暖
好让时间快些流逝
等我从此岸到来
等我从此岸到来
Yiwu Liao──和顏柯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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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5週年之際，倫敦皮卡迪利‧聖詹姆斯教堂舉行年度追悼活動，世界各地的網友也分享了面朝大海、放上劉曉波遺像和空椅子的祭奠照片。
「7月13日已成為一個文化與歷史的符號」
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5周年之际，伦敦皮卡迪利·圣詹姆斯教堂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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紀念劉暁波(1955年12月28日- 2017年7月13日） ......
斯人已逝，正义未到：纪念逝去的“六四”代言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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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7月13日是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逝世一週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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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流亡德国作家廖亦武通过自己的脸书帐号发布了一段他与已故诺贝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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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1日晨八點多，在7-Eleven早餐， 碰到某出版家。
問他昔日出版兩本趙復三先生的反思錄等的因緣。學長陳文華提到，他在美國，跟趙先生和陳曉薔先生都有交往，有機會可以寫寫。
我於是作些研究，台灣竟然有趙先生的作品。很快就取得書，大體讀完之後，交給訪台的文華兄，他也很驚喜，就在養生村寫出《 趙復三和陳曉薔》 ........
紐約時報 有篇《斯人已逝，正義未到：紀念逝去的“六四”代言者》，很值得我們同情......去年與游常山兄製作《我也來紀念劉曉波》，對於許多個案當然更了解。
斯人已逝，正義未到：紀念逝去的“六四”代言者
在過去的一年多時間裡，一些天安門母親父親和跟“六四”有關的人帶著遺憾離世。面對中共平反“六四”遙遙無期，追求正義的意義是什麼？
索菲·理查森
1989年5月23日，天安門城樓，人們在忙著修復被污損的毛澤東像，圖中的一個橫幅寫著：“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1989年5月23日，天安門城樓，人們在忙著修復被污損的毛澤東像，圖中的一個橫幅寫著：“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 Courtesy of Xian Gui'e
索菲·理查森
1989年5月23日，天安門城樓，人們在忙著修復被污損的毛澤東像，圖中的一個橫幅寫著：“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1989年5月23日，天安門城樓，人們在忙著修復被污損的毛澤東像，圖中的一個橫幅寫著：“這不是人民、學生幹的”。 Courtesy of Xian Gui'e
又是一年“六四”，今年是第二十九個。在這個敏感日子來臨之際，許多民主人士、維權人士如同往年此時，又紛紛被旅遊、被上崗、被失聯。在過去的一年多，也有不少和“六四”有關的人離我們而去，沒能等到正義的到來。在中共廢除國家主席兩屆製、對民間打壓日益劇烈的背景下，他們要求平反“六四”的願望顯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去年的3月30日，余志堅在美國印第安納州因糖尿病並發症去世，終年53歲。八九運動期間，來自湖南瀏陽的三名二十多歲的青年——小學教師余志堅、報紙編輯喻東岳和汽車廠修理工魯德成——因為向天安門廣場上的毛澤東畫像潑灑顏料加雞蛋而被判“反革命罪”。余志堅被判無期徒刑，喻東岳和魯德成分別獲刑20年和16年。喻東岳因在監獄中遭虐待而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服刑十多年後，三人先後出獄。 2008~2009年，余志堅和喻東岳先偷渡到泰國後來到美國。余志堅和妻子把喻東岳接入他們家中，多年來悉心照料。余志堅生前接受采訪時說他對向毛畫像扔雞蛋之舉毫不後悔：“毛澤東是中共專制的一個基礎，我們反對個人崇拜，應該從這裡入手。”
2009年，余志堅三人多年後在美國華盛頓重聚，後面是三人1989年底在湖南一間監獄時的照片。2009年，余志堅三人多年後在美國華盛頓重聚，後面是三人1989年底在湖南一間監獄時的照片。 Courtesy of Xian Gui'e
4月4日，“天安門母親”群體的骨干成員、地質學家徐珏罹患癌症過世，享年77歲。徐珏的兒子吳向東在“六四”鎮壓中遭戒嚴部隊槍殺，年僅20歲。 12月8日，“天安門母親”成員、中國音樂學院教授王範地去世，享年84歲。王範地的妻子是“天安門母親”的發起人之一張先玲。夫妻倆的兒子、19歲的高中生王楠也是在“六四”鎮壓中遇難。今年2月10日，另一位重要成員李雪文女士去世，享年90歲。李的兒子袁力，當年是北京機械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遭解放軍射殺時年僅29歲。
去年7月13日，公共知識分子、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因肝癌惡化，於國家安全機關嚴密監控下在瀋陽一家醫院過世，終年61歲，離他服滿11年的刑期還差兩年。那個在1989年穿著淺色襯衫，戴著副大眼鏡，拿著喇叭在廣場上激情陳詞的青年大學教師劉曉波就這樣永遠離我們而去了。在紀念劉曉波的文章中，異議時評家趙暉（筆名莫之許）寫道：“曉波對我的影響並不是通過直接的推動，而是通過其存在本身……同樣從那一個日子走來，既然有人如劉曉波可以做一百，為什麼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2010年，奧斯陸諾貝爾和平中心的一幅劉曉波的海報。2010年，奧斯陸諾貝爾和平中心的一幅劉曉波的海報。 Odd Anderse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1月7日，作家楊同彥（筆名楊天水）在南京的一家醫院因腦癌過世，終年56歲。 “六四”期間，楊參加了南京地區的民主運動。 “六四”之後，楊同他人成立了中華民主聯盟，後被判入獄10年。 2006年他同彥因參與籌組中國民主黨和在網上發表批評中國政府的作品，而被判“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從“六四”直至去世的28年中，楊同彥有22年都在監獄中度過的。他在去世前的三個月被中國當局允許保外就醫，彼時離他服滿12年的刑期只差四個月。他一次在接受采訪時說道：“我只是民運的一個分子，精確地說是一個比分子小很多的原子。作為一個民運原子，我將盡力而為……我隨時隨地提醒自己拋棄膽怯，隨時準備迎戰可能來臨的危難。”
今年的2月26日，人權律師李柏光因肝衰竭病逝，終年49歲。 “六四”發生時，李正在湘潭大學哲學系讀書。他出生於湖南郴州一個貧困農村家庭，小時候和幾個哥哥睡在豬圈上層的木板上，後考入中國頂尖的北京大學法學院並獲得博士學位。在考取了律師執照後，李柏光開始為政治犯、人權活動家、訪民、農民代理案件，包括“七公民紀念'六四'事件案”（2016年的“六四”期間，七名維權人士因為在北京的家中舉辦紀念活動而被刑事拘留）。
對於他的人權律師事業，李柏光是這樣形容的：“我願意把自己變成一隻螞蟻，把書面上的權利和自由，通過個案和案例，一點一點搬運到生活中去。”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一些天安门母亲父亲和跟“六四”有关的人带着遗憾离世。面对中共平反“六四”遥遥无期，追求正义的意义是什么？
索菲·理查森
1989年5月23日，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污损的毛泽东像，图中的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 Courtesy of Xian Gui'e
又是一年“六四”，今年是第二十九个。在这个敏感日子来临之际，许多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如同往年此时，又纷纷被旅游、被上岗、被失联。在过去的一年多，也有不少和“六四”有关的人离我们而去，没能等到正义的到来。在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两届制、对民间打压日益剧烈的背景下，他们要求平反“六四”的愿望显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去年的3月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终年53岁。八九运动期间，来自湖南浏阳的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小学教师余志坚、报纸编辑喻东岳和汽车厂修理工鲁德成——因为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画像泼洒颜料加鸡蛋而被判“反革命罪”。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和鲁德成分别获刑20年和16年。喻东岳因在监狱中遭虐待而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服刑十多年后，三人先后出狱。2008~2009年，余志坚和喻东岳先偷渡到泰国后来到美国。余志坚和妻子把喻东岳接入他们家中，多年来悉心照料。余志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对向毛画像扔鸡蛋之举毫不后悔：“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
2009年，余志坚三人多年后在美国华盛顿重聚，后面是三人1989年底在湖南一间监狱时的照片。 Courtesy of Xian Gui'e
4月4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骨干成员、地质学家徐珏罹患癌症过世，享年77岁。徐珏的儿子吴向东在“六四”镇压中遭戒严部队枪杀，年仅20岁。12月8日，“天安门母亲”成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范地去世，享年84岁。王范地的妻子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夫妻俩的儿子、19岁的高中生王楠也是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今年2月10日，另一位重要成员李雪文女士去世，享年90岁。李的儿子袁力，当年是北京机械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遭解放军射杀时年仅29岁。
去年7月13日，公共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恶化，于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控下在沈阳一家医院过世，终年61岁，离他服满11年的刑期还差两年。那个在1989年穿着浅色衬衫，戴着副大眼镜，拿着喇叭在广场上激情陈词的青年大学教师刘晓波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在纪念刘晓波的文章中，异议时评家赵晖（笔名莫之许）写道：“晓波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推动，而是通过其存在本身……同样从那一个日子走来，既然有人如刘晓波可以做一百，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2010年，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的一幅刘晓波的海报。 Odd Anderse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1月7日，作家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在南京的一家医院因脑癌过世，终年56岁。“六四”期间，杨参加了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六四”之后，杨同他人成立了中华民主联盟，后被判入狱10年。2006年他同彦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和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作品，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六四”直至去世的28年中，杨同彦有22年都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去世前的三个月被中国当局允许保外就医，彼时离他服满12年的刑期只差四个月。他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只是民运的一个分子，精确地说是一个比分子小很多的原子。作为一个民运原子，我将尽力而为……我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抛弃胆怯，随时准备迎战可能来临的危难。”
今年的2月26日，人权律师李柏光因肝衰竭病逝，终年49岁。“六四”发生时，李正在湘潭大学哲学系读书。他出生于湖南郴州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小时候和几个哥哥睡在猪圈上层的木板上，后考入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在考取了律师执照后，李柏光开始为政治犯、人权活动家、访民、农民代理案件，包括“七公民纪念‘六四’事件案”（2016年的“六四”期间，七名维权人士因为在北京的家中举办纪念活动而被刑事拘留）。对于他的人权律师事业，李柏光是这样形容的：“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只蚂蚁，把书面上的权利和自由，通过个案和案例，一点一点搬运到生活中去。”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一些天安门母亲父亲和跟“六四”有关的人带着遗憾离世。面对中共平反“六四”遥遥无期，追求正义的意义是什么？
索菲·理查森
1989年5月23日，天安门城楼，人们在忙着修复被污损的毛泽东像，图中的一个横幅写着：“这不是人民、学生干的”。 Courtesy of Xian Gui'e
又是一年“六四”，今年是第二十九个。在这个敏感日子来临之际，许多民主人士、维权人士如同往年此时，又纷纷被旅游、被上岗、被失联。在过去的一年多，也有不少和“六四”有关的人离我们而去，没能等到正义的到来。在中共废除国家主席两届制、对民间打压日益剧烈的背景下，他们要求平反“六四”的愿望显得更加可望而不可即。
去年的3月30日，余志坚在美国印第安纳州因糖尿病并发症去世，终年53岁。八九运动期间，来自湖南浏阳的三名二十多岁的青年——小学教师余志坚、报纸编辑喻东岳和汽车厂修理工鲁德成——因为向天安门广场上的毛泽东画像泼洒颜料加鸡蛋而被判“反革命罪”。余志坚被判无期徒刑，喻东岳和鲁德成分别获刑20年和16年。喻东岳因在监狱中遭虐待而精神失常，生活不能自理。服刑十多年后，三人先后出狱。2008~2009年，余志坚和喻东岳先偷渡到泰国后来到美国。余志坚和妻子把喻东岳接入他们家中，多年来悉心照料。余志坚生前接受采访时说他对向毛画像扔鸡蛋之举毫不后悔：“毛泽东是中共专制的一个基础，我们反对个人崇拜，应该从这里入手。”
2009年，余志坚三人多年后在美国华盛顿重聚，后面是三人1989年底在湖南一间监狱时的照片。 Courtesy of Xian Gui'e
4月4日，“天安门母亲”群体的骨干成员、地质学家徐珏罹患癌症过世，享年77岁。徐珏的儿子吴向东在“六四”镇压中遭戒严部队枪杀，年仅20岁。12月8日，“天安门母亲”成员、中国音乐学院教授王范地去世，享年84岁。王范地的妻子是“天安门母亲”的发起人之一张先玲。夫妻俩的儿子、19岁的高中生王楠也是在“六四”镇压中遇难。今年2月10日，另一位重要成员李雪文女士去世，享年90岁。李的儿子袁力，当年是北京机械研究所的科技工作者，遭解放军射杀时年仅29岁。
去年7月13日，公共知识分子、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因肝癌恶化，于国家安全机关严密监控下在沈阳一家医院过世，终年61岁，离他服满11年的刑期还差两年。那个在1989年穿着浅色衬衫，戴着副大眼镜，拿着喇叭在广场上激情陈词的青年大学教师刘晓波就这样永远离我们而去了。在纪念刘晓波的文章中，异议时评家赵晖（笔名莫之许）写道：“晓波对我的影响并不是通过直接的推动，而是通过其存在本身……同样从那一个日子走来，既然有人如刘晓波可以做一百，为什么我就不能做百分之一?”
2010年，奥斯陆诺贝尔和平中心的一幅刘晓波的海报。 Odd Andersen/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11月7日，作家杨同彦（笔名杨天水）在南京的一家医院因脑癌过世，终年56岁。“六四”期间，杨参加了南京地区的民主运动。“六四”之后，杨同他人成立了中华民主联盟，后被判入狱10年。2006年他同彦因参与筹组中国民主党和在网上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作品，而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从“六四”直至去世的28年中，杨同彦有22年都在监狱中度过的。他在去世前的三个月被中国当局允许保外就医，彼时离他服满12年的刑期只差四个月。他一次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只是民运的一个分子，精确地说是一个比分子小很多的原子。作为一个民运原子，我将尽力而为……我随时随地提醒自己抛弃胆怯，随时准备迎战可能来临的危难。”
今年的2月26日，人权律师李柏光因肝衰竭病逝，终年49岁。“六四”发生时，李正在湘潭大学哲学系读书。他出生于湖南郴州一个贫困农村家庭，小时候和几个哥哥睡在猪圈上层的木板上，后考入中国顶尖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并获得博士学位。在考取了律师执照后，李柏光开始为政治犯、人权活动家、访民、农民代理案件，包括“七公民纪念‘六四’事件案”（2016年的“六四”期间，七名维权人士因为在北京的家中举办纪念活动而被刑事拘留）。对于他的人权律师事业，李柏光是这样形容的：“我愿意把自己变成一只蚂蚁，把书面上的权利和自由，通过个案和案例，一点一点搬运到生活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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