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教授，近來好嗎？
2020春末，當找一天來漢清講堂談M. Weber (保持 social distancing)。
建議題目是您在《思想史》創刊號發表的論文。
現代哲學家似乎少談"時代診斷"了。
張旺山 作為「凝結了起來的精神」的機器與機械：論韋伯的「時代診斷」的一個核心構想
摘要
談到「韋伯的時代診斷」，一般都會想到「理性化」。然而，正如韋伯自己多次強調的：人們可以在極為不同的最終的觀點下，並朝著極為不同的方向而將生活加以「理性化」，從而使得「理性主義」這個歷史性的概念「在自身之中就包含著一個由種種對立組成的世界」，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 。
談到「韋伯的時代診斷」，一般都會想到「理性化」。然而，正如韋伯自己多次強調的：人們可以在極為不同的最終的觀點下，並朝著極為不同的方向而將生活加以「理性化」，從而使得「理性主義」這個歷史性的概念「在自身之中就包含著一個由種種對立組成的世界」，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 。
本文想要就韋伯晚年看似不經意地提出來的一個帶有「隱喻」性質的說法──凝結了起來的精神(geronnener Geist)，去提出一個理解韋伯關於「現代西方特有的理性化過程」之種種說法的架構，希望能夠弄清楚韋伯的「時代診斷」之核心構想，從而能夠較清楚地不僅掌握到韋伯在其對「現代」(die Moderne)的診斷中「看到了什麼」，還能夠進一步分析：他是「怎麼看」的。
本文認為，韋伯在「時代診斷」這個主題上的主要論辯對象，乃是馬克思與尼采，並且韋伯還有意識地採取了某種「精神主義」式的進路與馬克斯的歷史唯物論的進路進行了論辯，而其論辯之結果，則具體展現為可以用「凝結了起來的精神」這個概念加以貫串起來的四個層次的關於「機器」與「機械」的論述：死的機器、活的機器(科層制)、生活秩序中的機械(資本主義的經濟秩序)以及「價值秩序」中的機械(價值機械)。本文將首先分析韋伯在其著作中所探討的文化生活中的這些不同層次的機器與機械，並在結論中進一步論述這些不同層次的機器與機械之產生及其間的關係，分析「科學」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韋伯面對這些機器與機械的態度，提供讀者理解韋伯的「時代診斷」的一個架構。
關鍵詞：時代診斷、理性化、理性主義、科層化、機器、機械、凝結了起來的精神、資本主義
「利益」(物質上的與觀念上的)──不是：觀念──直接支配著人的行動。但是：那些透過種種「觀念」而被創造了出來的「世界圖像」，卻極常作為轉轍器扳手而決定著那各種利益之動力在其中推動著行動的軌道。
----------------------------------------------------------------------------------------------------------------------------------------------------------------------------------------------------
「利益」(物質上的與觀念上的)──不是：觀念──直接支配著人的行動。但是：那些透過種種「觀念」而被創造了出來的「世界圖像」，卻極常作為轉轍器扳手而決定著那各種利益之動力在其中推動著行動的軌道。
----------------------------------------------------------------------------------------------------------------------------------------------------------------------------------------------------
一、導論
談到「韋伯的時代診斷」，一般都會想到「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例如Dirk Kaesler就將韋伯在這方面長期從事的探討稱為「關於所有生活領域的理性化之大敘述」。 然而，正如韋伯自己多次強調的：人們可以在極為不同的最終的觀點下、並朝著極為不同的方向而將生活加以「理性化」，從而使得「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這個歷史性的概念(historischer Begriff)「在自身之中就包含著一個由種種對立組成的世界(eine Welt von Gegensätzen)」， 令人眼花撩亂。正是這種情況，使得韋伯想要一探西方文化所特有的那種種類的「理性化」，想要認識「現代西方理性主義」之獨特性並就其產生過程加以說明。 儘管韋伯事實上探討過的，主要只包括宗教、藝術、行政、國家、法律與經濟等等領域，但這些都被冠以「理性化」這個共同用語的種種過程，彼此間往往大異其趣，而韋伯也相應地給各個過程貼上了諸如──借用Kaesler整理的一份清單： ──「科層化」(Bürokratisierung)、「工業化」(Industrialisierung)、「理智化」(Intellektualisierung)、「理性的企業資本主義的發展」(Entwicklung des rationalen Betriebskapitalismus)、「專業化」(Spezialisierung)、「就事論事化」(Versachlichung)、「方法化」(Methodisierung)、「紀律化」(Disziplinierung)、「除魅化」(Entzauberung)、「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以及「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等等名稱，同樣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
談到「韋伯的時代診斷」，一般都會想到「理性化」(Rationalisierung)，例如Dirk Kaesler就將韋伯在這方面長期從事的探討稱為「關於所有生活領域的理性化之大敘述」。 然而，正如韋伯自己多次強調的：人們可以在極為不同的最終的觀點下、並朝著極為不同的方向而將生活加以「理性化」，從而使得「理性主義」(Rationalismus)這個歷史性的概念(historischer Begriff)「在自身之中就包含著一個由種種對立組成的世界(eine Welt von Gegensätzen)」， 令人眼花撩亂。正是這種情況，使得韋伯想要一探西方文化所特有的那種種類的「理性化」，想要認識「現代西方理性主義」之獨特性並就其產生過程加以說明。 儘管韋伯事實上探討過的，主要只包括宗教、藝術、行政、國家、法律與經濟等等領域，但這些都被冠以「理性化」這個共同用語的種種過程，彼此間往往大異其趣，而韋伯也相應地給各個過程貼上了諸如──借用Kaesler整理的一份清單： ──「科層化」(Bürokratisierung)、「工業化」(Industrialisierung)、「理智化」(Intellektualisierung)、「理性的企業資本主義的發展」(Entwicklung des rationalen Betriebskapitalismus)、「專業化」(Spezialisierung)、「就事論事化」(Versachlichung)、「方法化」(Methodisierung)、「紀律化」(Disziplinierung)、「除魅化」(Entzauberung)、「世俗化」(Säkularisierung)以及「非人化」(Entmenschlichung)等等名稱，同樣令人眼花撩亂，無所適從。
本文想要就韋伯晚年看似不經意地提出來的一個帶有「隱喻」性質的說法──凝結了起來的精神(geronnener Geist)，去提出一個理解韋伯關於「現代西方特有的理性化過程」之種種說法的架構，希望能夠弄清楚韋伯的「時代診斷」之核心構想，從而能夠較清楚地不僅掌握到韋伯在其對「現代」(die Moderne)的診斷中「看到了什麼」，還能夠進一步分析：他是「怎麼看」的。
「韋伯的時代診斷」這樣的說法，預設了「現代」這個時代「生病」了，而韋伯則是「時代」的醫生，想要對於「這個時代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其他樣子」做出詮釋(診斷)，並在可能的範圍內對「這樣的一個時代將會如何發展下去」，做出某種基於前一詮釋的預測(預後)。然而，韋伯要怎麼對一個時代進行診斷？他所要診斷的是什麼？又診斷出什麼結果？ 而韋伯又基於此一診斷結果做出了什麼樣的預後呢？
這樣的一種建立在「醫生與病人」的類比上的說法，顯然必須進一步加以明確化，以便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韋伯所想要診斷與預後的對象究竟是什麼，換言之，這裡所說的「時代」(Zeit)指的究竟是什麼。我認為，究竟而言，韋伯所關心的，乃是Hennis 所指出的：「現代人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modernen Menschentums)這個主題，並且在關心這個主題時，他將關注的焦點放在「現代文化」(die moderne Kultur)上。 換言之，韋伯所要診斷的，乃是「現代文化」及其載體「現代人」。因此，他的「時代診斷」，事實上就是對現代人與現代文化之迄今為止的「生成過程」(Gewordensein)的詮釋與今後所可能會有的「發展」的預測。韋伯在《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以下簡稱PE)中之所以會想要對資本主義進行文化史的研究，主要便是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乃是「最決定我們的現代的生活之命運的力量」(die schicksalsvollste Macht unseres modernen Lebens)。
「韋伯的時代診斷」這樣的說法，預設了「現代」這個時代「生病」了，而韋伯則是「時代」的醫生，想要對於「這個時代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而不是其他樣子」做出詮釋(診斷)，並在可能的範圍內對「這樣的一個時代將會如何發展下去」，做出某種基於前一詮釋的預測(預後)。然而，韋伯要怎麼對一個時代進行診斷？他所要診斷的是什麼？又診斷出什麼結果？ 而韋伯又基於此一診斷結果做出了什麼樣的預後呢？
這樣的一種建立在「醫生與病人」的類比上的說法，顯然必須進一步加以明確化，以便我們可以清楚地知道，韋伯所想要診斷與預後的對象究竟是什麼，換言之，這裡所說的「時代」(Zeit)指的究竟是什麼。我認為，究竟而言，韋伯所關心的，乃是Hennis 所指出的：「現代人的發展」(die Entwicklung des modernen Menschentums)這個主題，並且在關心這個主題時，他將關注的焦點放在「現代文化」(die moderne Kultur)上。 換言之，韋伯所要診斷的，乃是「現代文化」及其載體「現代人」。因此，他的「時代診斷」，事實上就是對現代人與現代文化之迄今為止的「生成過程」(Gewordensein)的詮釋與今後所可能會有的「發展」的預測。韋伯在《基督新教的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Die protestantische Ethik und der Geist des Kapitalismus，以下簡稱PE)中之所以會想要對資本主義進行文化史的研究，主要便是因為他認為：資本主義乃是「最決定我們的現代的生活之命運的力量」(die schicksalsvollste Macht unseres modernen Lebens)。
在我的理解中，當韋伯在對時代進行診斷時，他真正在意的，乃是生活在現代的文化中的人：現代的文化人。在德文中，如果我們要一般地指稱所有的「人類」，會使用 “Menschheit” 一詞，但如果我們要談的是某種因生活在特定的文化中而在世界觀與人生觀上染有某些色彩、具有某些性質的人，則我們便會用 “Menschentum” 一詞。這種「人」乃是時代與文化的產物，自然也會隨著時代與文化的不同而具有不同的「性質」或「品質」。正是在這個意義下，韋伯認為「國民經濟學」乃是一門「人的科學」(ein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主要要探問的是「由種種經濟性與社會性的生存條件(Daseinsbedingungen)所培育出來的人的品質(Qualität der Menschen)」。 然而，何謂「人的品質」呢？
對人的「品質」的重視，是西方實踐哲學傳統的共法：人不僅要活著，還要活得好、成為「好人」。我想，對西方文化中關於「人的品質」的想法影響最大、也極有可能在某種意義下為韋伯所繼受的實踐哲學思想，應該是亞里斯多德關於人的「倫理德性」(ethical virtue)的學說。根據亞里斯多德的說法，人的靈魂基本上可以區分為三種具有不同性質的狀態：(1) 情感(pathos，指人的七情六欲等感受性)，(2) 能力(dynamis，指能產生七情六欲的能力性質)，(3) 品質(hekseis，指有善惡可言的持有情感的狀態或習性)。亞里斯多德論證說：情感的發作本身以及能夠發作情感的能力本身，並無善惡可言，因而「倫理德性」之最接近的genos(「種」或「類」)只能是「品質」。「品質」與「習性」(habitus)、風俗習慣(ethos)息息相關，換言之，就是與人生活於其中的「文化」(包括宗教、道德、經濟、政治、法律生活等等方面的文化)息息相關，也與一個人的信念、世界觀或者心志息息相關。在這種想法下，「現代人」乃是具有特定的「品質」的人；因而對這種「人」之品質上的特徵加以掌握與描述，並探討現代人的品質特徵之所以產生的來龍去脈，便成了重要的研究課題了。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