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康宜 《走出白色恐怖》《孫康宜文集》；康正果 《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
簡介孫康宜的文集與《走出白色恐怖》/康正果：“出中國記” 2018-8-6 漢清講堂
謝謝阿邦告知此片及分享孫康宜文集
中研院應註明演講的時間為2018年......
2.24上線似乎在為孫院士祝壽。
中研院應註明演講的時間為2018年......
2.24上線似乎在為孫院士祝壽。
孫康宜；2018年5月，在中央研究院的演講
https://youtu.be/9xA_jV85SSE
https://youtu.be/9xA_jV85SSE
結語引用了Oscar Wilde的話：
. “Man is least himself when he talks in his own person. Give him a mask, and he will tell you the truth.”
. “Man is least himself when he talks in his own person. Give him a mask, and he will tell you the truth.”
“對此，孫院士對比前八十回與後四十回的情節構想、增刪次數，並考量後四十回可能是因作者撰成初稿後，為避免評點者們的刪改建議，或是出於政治恐懼等因素而刻意隱藏。故認為曹雪芹作為一個作者，雖然一直戴著「面具」，但還是有心想揭下自己的面具，才會處心積慮設置百二十回的目錄。認為能真正為曹雪芹揭開面具的人，正是為高鶚平反的小說家兼評論家白先勇。”
《至善的唐獎》得獎人深度對話-漢學篇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jaKPrvEybto&feature=youtu.be&fbclid=IwAR25mZ4SY9Ld_dM8C4wgMOQG7w7THj9fHDAbd8LDaWeVtWnPbbicX774
藉著書寫和回憶，我已經超越了過去的苦難
“在那個時代／有多少母親／為她們／囚禁在這個島上的孩子／長夜哭泣。”
台灣東岸的綠島（俗稱“火燒島”），是“白色恐怖”時期懲罰政治犯的集中營，作家柏楊在“戒嚴”解除後為這裡的“人權紀念碑”如是題詞。“人權紀念碑”的碑文照片，成了耶魯大學Malcolm G .Chace'56東亞語言文學講座教授孫康宜（Kang-i Sun Chang）回憶錄《走出白色恐怖》增訂版的封面照片。
1946年4月，在已故人類學家張光直教授的父親張我軍先生的幫助下，兩歲的孫康宜隨父親孫裕光（1919—2007）、母親陳玉真（1922—1997）一道，經由上海去往台灣。“二二八”事件爆發時，孫父在基隆港務局任職，不料後來受孫康宜的大舅、1950年代左翼運動“鹿窟事件”領袖陳本江的牽連，被保密局肆意逮捕並蒙冤入獄10年，先後關押於綠島和台北新店軍人監獄。
父親身陷囹圄的10年裡，早年曾留學日本的母親，毅然帶著康宜及其兩個弟弟去林園鄉下開洋裁班以維持生計，孫家也受到林園國校教員藍順仕的熱心照顧，二姨夫婦更是向孫家屢屢施以援手（孫康宜後來與二姨的次子張欽次博士結為連理），去監獄探望父親時也曾得到三輪車夫同情……這些“雪中送炭的朋友和親人”，讓孫康宜執意寫一本“並非控訴文學，也不是傷痕文學”的“感恩”之書。
如今，孫康宜教授在中國古典文學、抒情詩、性別研究以及文化理論和美學等領域卓然成家。其實，她學術研究的起步可以追溯至其父母“白色恐怖”時期經歷的影響：1965年，也即考入第一屆台大外文研究所的前一年，孫康宜在東海大學外文系撰寫畢業論文，論題“很自然就選了”美國小說家梅爾維爾（Herman Melville，1819—1891）的小說《白鯨》（Moby Dick），“他一生中命運的坎坷，以及他在海洋上長期奮鬥的生涯，都使我聯想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期間所經歷的種種困難。”
在《走出白色恐怖》中，孫康宜也著力探討“有關沉默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問題”，還現身說法講述“在語言的夾縫中”騰挪移動的體會。
較之於10年前簡體中文版的初版，增訂版將書名恢復為《走出白色恐怖》，增加了“大弟遊綠島”一節，增補了對作者舅舅陳本江以及“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等人所參加的左翼運動的介紹。
近日，孫康宜教授接受了筆者的書面專訪。
最大的增補就是有關呂赫若和我大舅陳本江等人的左翼活動
問：您的回憶錄10年前由上海三聯書店出版時，書名還是《把苦難收入行囊》，這次由北京三聯推出增訂版，書名改成了《走出白色恐怖》，這一調整是基於哪些考慮？
孫康宜：其實，我的回憶錄本來就命名為《走出白色恐怖》，但2002年我把書稿交給上海三聯書店之後，該社的編輯卻決定把書名改為《把苦難收入行囊》。我想，主要原因是那位編輯不喜歡政治氣味太濃厚的書名，他寧願把書的重點放在人生意義的探討上，因為我童年所遭遇的“苦難”就像我在人生旅途中一直背負的“行囊”一樣，已成為我個人記憶的一部分。但2003年台灣的允晨文化公司出版繁體中文版時，用的還是原來的書名《走出白色恐怖》。
這次由北京三聯書店推出增訂版，我決定仍然採用原來的書名《走出白色恐怖》。這是因為，我目前想要強調的重點是：藉著書寫和回憶，我已經超越了過去的苦難，我要“走出”而非“走入”白色恐怖。
問：本世紀初推出《走出白色恐怖》的初版，您對1949年至1987年台灣“白色恐怖”時期歷史的回憶與書寫，是否也受過台灣報導文學作家藍博洲1990年代初期同類作品如《幌馬車之歌》（今年5月由法律出版社在大陸出版了新版）、《白色恐怖》等的出版的影響？
孫康宜：其實，2002年開始寫《走出白色恐怖》的初版時，我還沒讀過藍博洲的任何作品。當時我已移民到美國30多年，早已和台灣的現況產生了很大的隔閡。很慚愧，我當時還沒聽過藍博洲的大名，當然也沒讀過他的《幌馬車之歌》和《白色恐怖》等作品。我一直遲至2007年才開始閱讀藍博洲的作品，很佩服他深入民間田野、探究白色恐怖真相的精神，此為後話。總之，2002年當我開始提筆寫回憶錄的初版時，完全靠自己童年的記憶，以及父親親口講給我的信息。在那以前，父親對於有關白色恐怖的話題一直保持沉默，所以我也無法下筆。
問：《走出白色恐怖》巧妙地穿插和融匯了不少您在中國文學研究以及性別研究等領域的多年研究心得，散發著較濃的書卷氣，這應該也是不同於報導文學的學者回憶錄的特色？
孫康宜：我是個長年研究文學的學者，所以你自然會發現我的散文風格有些“書卷氣”，我在上海的朋友陳子善先生就曾經稱我的作品為“學者散文”。當然，我也不是故意把自己在文學研究以及性別研究等領域的研究心得憑空加入到回憶錄裡。對我來說，學問即人生，人生即學問，所以很自然地就把兩者融合在一起了。
問：有“台灣第一才子”之稱的呂赫若（1914—1951）與您當年投身左翼運動的舅舅陳本江交往密切，其文字成就身後才被研究者不斷發掘與彰顯，顯然有一個“再經典化”的過程。而您和宇文所安教授聯合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也收錄了台灣文學專家許俊雅教授紀念呂赫若的石刻的照片。當年準備寫回憶錄時，蒐集到的那些“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相關史料與文獻是不是對您有格外大的衝擊，因為它們不僅僅是普通的文本，更是和您的家族緊密相關的生命史？
2002年推出回憶錄初版後，您對“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最新研究成果還一如既往地關注嗎？今年出增訂版，在這方面有無增補？
孫康宜：你說得很對，當初我準備寫回憶錄時，蒐集到的那些“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相關史料與文獻對我確實有很大的衝擊，因為它們“不僅僅是普通的文本”，更是和我的家族“緊密相關的生命史”。
然而，我一直到2007年（即回憶錄初版發行5年之後）才開始有機會著手研究“台灣第一才子”呂赫若，才發現他和我的大舅陳本江當年交往的密切關係。就在做研究的過程中，我閱讀了大量有關呂赫若的材料，包括藍博洲的一篇長文《呂赫若黨人生涯》（收入陳映真等著，《呂赫若作品研究》，1997年）。就在同時，我的台灣親戚偶然在台北街頭髮現了台灣文學專家許俊雅教授為紀念呂赫若所作的銘文石刻。我一時喜出望外，就把那張紀念呂赫若的石刻的照片也加入了當時正在和宇文所安教授聯合主編的《劍橋中國文學史》中。
今年北京三聯所出的我那本回憶錄的增訂版，其中最大的增補就是有關呂赫若和我大舅陳本江等人的左翼活動。此外，我也增補了一些有關我母親當年剛從台灣到日本留學的寶貴資料。同時，也增添了有關2004年我的大弟康成“遊綠島”的一個章節。康成為追踪父親半世紀前受冤受難的痕跡而特意前往綠島，令我十分感動，所以我就決定把那段感觸也寫入增訂版。必須一提的是，家父已於2007年5月去世，所以這個增訂版就以父親的與世長辭為結。我很感激北京三聯能出版我的回憶錄的增訂版，讓我增補了3萬多字，使我終於給《走出白色恐怖》這本書畫上了句點。
即使對台灣“保密局”前局長谷正文，我也希望能如實地寫出他的複雜面
問：您在評價人類學家朋友張光直教授的回憶錄《番薯人的故事》時，特別提到“我最不喜歡看別人的控訴文學，我認為那是沒有深度的作品。張光直這本書之所以感人，乃是因為它具有一種超越性。它不是在控訴某個具體的對象，而是在寫人”，相應地，您的回憶錄重點也不在於對台灣“白色恐怖”的形成機制及製度原因的探討（“台灣人生命的韌性”固然值得欽敬），而是處處充盈著“感恩”之心，這是因為您早在15歲就受洗並從基督教中獲得了“寬恕”的信念與抵抗政治裹挾的精神資源嗎？
又或者說，您父親孫裕光先生當年的蒙冤入獄具有一定偶然性，他並非真正的左翼人士，而是受您大舅、台灣1950年代初“鹿窟事件”領袖陳本江的牽連才入獄？
孫康宜：我所謂“感恩”，乃是對那些曾在我們受難期間伸出援手的親友而言的。就如書中《自序》所說，“對於那些曾經給我們雪中送炭的朋友和親人，我的感激是一言難盡的。”所以，“感恩”和“寬恕”不同，不可混為一談。只能說，有關“白色恐怖”這個話題，我個人並不想寫傳統意義上的“控訴文學”，只想多寫有關那些曾經幫助我們走過患難的恩人，因為“那些善良的人大多是被世人遺忘的一群，他們也一直承載著複雜的歷史政治糾葛，因此我要特別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這絕不等於說，我對“白色恐怖”，“處處充盈著感恩之心”！我很高興你提出這個問題，讓我有機會再次澄清我寫這本書的主要目的。
問：“戴笠門人”、台灣“保密局”前局長谷正文（曾用名“郭同震”）先生1977年曾當面相告，稱您父親無辜被抓並被判十年，僅僅是因為“當年被捕後，曾當面頂撞他”。但您父親1960年出獄後去高雄煉油廠國光中學應聘英語教職時，又是谷先生寫信證明他“當年被捕實為無辜受累”，才得償所願；1970年代初，您的兩個弟弟去美國留學前，在警備總部的審查中受困於您父親的“政治污點”時，也是谷先生寫了證明你父親清白的信。那麼，您的“感恩”之心適用於情治人員當年隨意作為的“職務行為”嗎？
作為一位文學研究者，您肯定也注意到了這樣一個複雜性史實——谷正文在1938年還是積極參與抗日的“北平學生移動劇團”團員，其同伴包括1949年後官拜大陸文化部副部長的左翼作家荒煤、後來的著名演員張瑞芳等。您1977年與穀接觸時，他知道您是普林斯頓大學的在讀博士嗎？
孫康宜：我的“感恩”當然不適用於情治人員隨意作為的“職務行為”。作為“白色恐怖”的受害者，我怎麼會對他們感恩呢？那是不可能的。谷正文原為共產黨員，有關他後來在“白色恐怖”期間為國民黨保密局所做的一切（包括無數冤案、錯案），以及他自己在《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一書中所公佈的那些抓人、殺人的經驗，歷史自然會有定論。他自己在書中也說，他“製造白色恐怖”。
然而，即使對這樣一個人物，我也希望能如實地寫出他的複雜面。1977年我去拜訪谷先生時，開門見山就問：“你為何抓我父親？”他不但不生氣，反而開始滔滔不絕地描述當年他如何抓人的本領，說得有聲有色，好像在敘述一段別人的故事。最後他終於承認，我父親乃是無辜被抓，他之所以被判十年，僅僅是因為當年被捕後，曾大發脾氣並當面頂撞他。但他又說，像我父親那樣的例子很多，許多年輕有為的知識青年都在同樣的情況下被關進監牢。他邊說邊對我點頭嘆道：“唉，上帝還是公平的。你看你們姐弟都很成功，很有出息。唉，看我……”
谷正文的個性確實複雜，他十分狠毒，但也誠實。
所以，當我父親1960年出獄後去高雄煉油廠國光中學申請英語教職時，也是谷正文寫信證明他“當年被捕實為無辜受累”，才終於得到應聘；後來我自己和兩個弟弟申請去美國留學，在台灣警備總部的審查中受困於父親的“政治污點”時，也是谷先生寫了證明父親清白的信，才終於沒事。
1977年我與穀先生在台北見面時，他知道我在普林斯頓大學讀博士，當時他還問我有關《紅樓夢》譯者David Hawkes的一些問題。後來，我回普林斯頓校園，不久就收到他用航空特快寄來的十多本白先勇的小說，包括《孽子》。我自然向他寫信致謝。
1995年谷先生出版《白色恐怖秘密檔案》，他還特地從加州打電話到耶魯大學給我，告訴我出書的消息。後來我讀到書中《三次製裁白崇禧致死》那一章，頗覺不可思議，世界上怎麼會有人願意把殺人的罪過加到自己的身上？不知他所描述的是真是假。奇怪的是，多年來我雖然經常和白先勇保持聯絡，卻從來沒想過要問他這個問題！
總之，谷正文是個極其複雜的人物。但我想，他是寂寞的，不知有多少人會對他感恩。
問：接著谷正文先生經歷的複雜性問題，無論是台灣的“白色恐怖”，還是大陸的“XX”，您認為個體的惡與製度的惡之間是一種什麼樣的關係？在什麼樣的情形下，個體作惡才可以以政治壓力和生存壓力為藉口而獲得赦免和寬恕？
孫康宜：對不起，這個問題很難答复。有關個體的惡與製度的惡，我在書中也很少提及。我想有關人性的惡以及赦免和寬恕等問題，只有上帝可以回答。
“白色恐怖”較注重對某些“個人”的迫害，而“XX”卻是“集體”的。
問：王德威教授在序言“從吞恨到感恩——見證白色恐怖”中說，“對歷經'XX'、'XXXXX'風潮的大陸讀者而言，孫康宜的白色恐怖經歷可能有似曾相識之感；比起來，白色恐怖在規模和行動上甚至可能是小巫見大巫。有多少年，歷史對兩岸的中國人都是殘暴的。”
無獨有偶，台灣作家亮軒在回憶錄《壞孩子》（大陸版名為“飄零一家：從大陸到台灣的父子殘局”）中也說，“台灣曾經經歷過所謂白色恐怖時代，同樣地殃及許多無辜，當然可惡，但其實大部分的人小心一點兒，還是可以正常地生活，並沒有什麼感覺，這與'XX'不可同日而語。”我前些時訪問白先勇與阮義忠兩位，他們對“白色恐怖”的烈度也都有類似表述。
作為“白色恐怖”直接受害家庭的子女，您如何看待“白色恐怖”與“XX”危害的異同？如果將這一比較從華人世界擴展至整個世界範圍呢？
孫康宜：我曾在另一篇訪談裡提到，在1950年代台灣所謂“白色恐怖”的“高峰”時期（即張光直被捕、葉嘉瑩被牽連期間），其高壓迫害的恐怖程度確實令許多人害怕。而我父親也不幸於這期間坐牢十年。當然，今日的年輕人已無法想像戒嚴時期那種恐怖。但據我個人的觀察，1960年代以後（即雷震被長期軟禁、陳映真被捕期間），其迫害的規模和方式已經緩和多了。確實，就如台灣作家亮軒所說，大部分的人只要“小心一點兒，還是可以正常地生活，並沒有什麼感覺”。但問題是，只要不幸被迫害，每個受難者都經歷了難以彌補的創傷。
我也同意，台灣的“白色恐怖”與大陸的“XX”有其根本的不同。1950年代的台灣，雖然有保密局的谷正文等人時時刻刻以捕捉“XX”為己任（寧願錯殺千人，也不放過一人），弄得整個台灣風聲鶴唳，十分恐怖，但國民黨自始至終標舉傳統文化，一切以“讀書”為最高理想的思維方式，卻是大陸“XX”時期所沒有的。當時作為受難者的家人，我和兩個弟弟就因為“會讀書”而平安地生存了下來。只要會讀書，凡事沉默（患難時期，沉默是生存之道），同時只要不過分壓抑而導致精神病，就可以了。
問：我還是傾向於認同王德威教授的判斷，即“不論顏色、規模，恐怖一旦發生，對每一位受難者都是人格的違逆、人權的侵犯。更不堪的是，一代中國人所承受的政治暴虐和傷害，必須由好幾代人來承擔”。當您入籍美國後於1977年首次回台灣探望重病的父親時，您所接觸的島內知識精英在“白色恐怖”後期的精神狀態如何？普通大眾呢？這種精神狀態在1987年“台灣戒嚴法”正式被取消後又呈現了怎樣的變化？
再對照您1979年夏天首次回大陸尋親並拜訪沈從文、蕭乾、楊憲益、王力等老先生時的觀感，在“後'白色恐怖'”時代與“後'XX'”時代，兩岸知識精英的精神狀態有何異同？記得您在2008年的一個長篇訪談中提及，“我在大陸最常見的經歷就是大家都在流淚”，“但是楊憲益和戴乃迭兩人（談到大兒子剛在英國被燒死時）都沒有流淚，而且好像在講別人的故事一樣，讓我覺得最傷心的是不流淚的那種傷心”。
孫康宜：就其規模而言，台灣的“白色恐怖”當然比不上大陸的“XX”。所謂“規模”的大小，並不指迫害程度的大小，就如王德威所說，“不論顏色、規模，恐怖一旦發生，對每一位受難者都是人格的違逆、人權的侵犯。更不堪的是，一代中國人所承受的政治暴虐和傷害，必須由好幾代人來承擔。”但我想，兩種“恐怖”最大的不同是：台灣的“白色恐怖”較注重對某些“個人”的迫害，而大陸的“XX”卻是“集體”的。因此，在台灣即使某個人冤枉受害，最多只會連累到他的親友們，其迫害程度就是再殘忍，也不致影響到整個社會群體的安危，因而規模就顯得較小，所以我1977年回台探望重病的父親時，幾乎已看不見“白色恐怖”的痕跡了。當然，這並不表示沒人再受迫害。可想而見，後來1987年蔣經國取消“台灣戒嚴法”之後，台灣就很快轉變為自由、民主之地。
相較之下，大陸“XX”的悲劇主要在於其集體迫害性，所以人人都難逃其羅網。我1979年首次回大陸尋友探親時，確實常見大家都在流淚，當時好像整個國家的人都經歷了一場精神崩潰(nervous breakdown)！
問：您的父母1978年初在當時的蔣經國、台北文化大學校長張其昀等人關照下，終於成功移民美國，但此前在“僑務委員會”的辦事人員那裡卻遇到百般刁難，我很認同您據此總結的心得——“在中國人的製度裡，上面的高官領導似乎都很仁慈而通人情，但底下的官僚卻時常不合作，甚至狐假虎威，徒增老百姓的痛苦和負擔，於是本來一件好事情會變成了壞事”、“許多中下層的官僚卻習慣了威脅詐取，不以服務為己任，我想那一定是中國幾千年來官僚制度所流傳下來的惡習所致”。當然，這也有“反貪官不反皇帝”的嫌疑。
您也追問：“何時才能使中國人普遍地變得博愛而寬容呢？何時才能走出仇恨的情緒呢？”在缺乏基督教傳統的中國，在當下大陸因社會各階層嚴重斷裂而遍布戾氣之時，您對這兩個問題有新的思考成果了嗎？
孫康宜：我相信只有宗教的力量才能使中國人徹底變得博愛而寬容，因為宗教能使人超越世俗的恩怨，因而達到救贖的契機。否則，一直仇恨下去，一代又一代地算賬、報仇，終會使兩岸三邊的中國人再敗於西方文明。所謂“漁翁得利”，國人不可不警惕也。
充和女士與我母親那代中國女性在忍受、克服時代動盪方面頗令人敬佩
問：大陸文化人士談論耶魯，必然會談到長期執教、生活於此的曲壇名家、書苑才女張充和。“合肥四姊妹”之一的這位世紀老人其實只分別長你的父母6歲和9歲，她抗戰前後都在北大求學和講授崑曲及書法，日常閒談中，你們會常聊起她那一代人1949年之前的大陸歲月吧？也會談到您家的遠親沈從文先生吧？
張充和女士與您母親那代中國女性在忍受、克服時代動盪方面是不是有很多共同點？
孫康宜：很巧，就在回答你這個問題的半小時前，我的耶魯同事蘇煒先生正好送來一本他的新作《天涯晚笛：聽張充和講故事》（香港：大山文化出版社，2012）。今年充和女士100歲，所以蘇煒特別出版此書，作為一份賀壽的禮物。在這本精彩的書中，蘇煒也記載了充和女士在日常閒談中，經常回憶起她那一代人1949年之前在大陸生活的情況，當然也包括有關沈從文等人的往事。其實，我也是同樣藉著與充和女士的閒談，才寫出《曲人鴻爪》（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0）那本書的。我那本書特別強調充和對抗戰前後那一段生活的回憶。對於一個百歲的人來說，回憶就是再次整理人生的頭緒。
你說得很對，充和女士與我母親那代中國女性在忍受、克服時代動盪方面頗令人敬佩。我想她們的共同點是：勇敢而真誠，努力卻不中斷，而且凡事都做得仁至義盡、無怨無悔。《易經》的《乾卦》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但我更要說：“天行健，中國女子以自強不息。”
問：前年您撰寫張充和女士口述《曲人鴻爪》、編註“張充和題字選集”《古色今香》，稱呼她時都用的是“女士”而非“先生”，這是性別研究者的特意選擇嗎？我們這裡就如何稱呼楊絳、張充和這樣的前輩女性頗有爭議，有的認為稱“先生”是表敬重（董橋在“張充和耶魯書展”一文中就是用“先生”），反對者則認為這樣是矯情。
孫康宜：究竟應當稱“女士”還是“先生”，我個人完全沒有意見，能順著個人的習慣去做最好。從前我們在台灣受教育時，都稱女性為“女士”、男性為“先生”，所以我後來就一直把“女士”和“先生”作為性別的稱呼，有如英文裡的“Mr.”和“ Ms.”，這完全與“敬重”與否無關。所以我稱張充和為“女士”，只是習慣使然，不是因為作為一個性別研究者的任何特意選擇。
若要建立深厚長遠的民主傳統，還得努力培養對別人的基本尊重和關懷
問：回憶錄所附“作者成長年表和有關事件”中，對親朋入籍美國的時間都交代得特別詳細，您本人的成功顯然也得益於留學和移民美國。今年6月18日，美國眾議院全票通過表決，以立法形式就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及曾經排斥華人的做法正式道歉。作為入籍美國已經36年的代表性華裔漢學家，您對於自己尤其是作為女性學者融入美國主流學術界和主流社會有些什麼感慨？從台灣去美國或從大陸去，這種感受也會有些差別吧？
在鍾雪萍與王斑合編的《美國大學課堂裡的中國：旅美學者自述》（“海外華人學者論叢”，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5月第1版）中，我卻不時感受到某種緊張感和火藥味，比如，他們認為“中國人在美國政界的提升，可能會有益於美籍華人，但這不會代表大陸中國人的利益”。
我在大陸也有一個粗淺印象，往往是某些留美歸國的人文社科類學者顯得更加左翼，當然這種左翼還不同於1930年代的左翼。
孫康宜：有關海外華裔對於美國的想法和態度，那都是極其個人的問題，不可一概而論，更不能將之硬分成“從台灣來”或是“從大陸來”兩大類。
首先，我要說明的是，我之所以對親人入籍美國的時間都交代得特別詳細，乃是從“倖存者”的角度出發的。從前我的家人不幸陷入“白色恐怖”那種危險重重、茫然無措的境況中，現在有幸到了美國，才終於有了安全的生活方式，才開始能建立一個可以長期生存下去的家園，所以我要把每位親人入籍美國的日期寫在我的書中，作為我們遠離亂世的印記。
所以，作為一個倖存者，我對美國的感受自然與一些其他的華裔學者不同。我對美國這個移民國家是永遠心存感恩的：我感謝他讓我們一家人出死入生，也感謝它幫助我們有尊嚴地活出我們個人的理想。因而，我對美國有一種很強烈的回饋意識，希望能盡力為這個社會作出貢獻，也不斷鼓勵自己要努力活出那種基本的美國精神。所以，幾年前我寫了《我看美國精神》一書來表達我這個深植內心的感想。
根據我個人40多年的觀察，美國社會雖然不斷在變化（例如槍支管制不嚴，令人擔憂），但一般美國人秉持的基本精神，也就是我所強調的“美國精神”卻一直能與時為新，根基不變。至今，大部分美國人仍堅持自由和公平的信念，很多美國民眾都在努力工作，積極服務，以不同的方式為社會作出力所能及的奉獻。特別是為社會捐贈大筆資金的優良風氣，最使我感動，這就是我寫《捐贈與審美》和《卡內基的閱讀精神》那兩章文字的起因。美國人之所以能秉持這樣的公德心，顯然和他們的移民性格有一定的關係，他們的祖先多半是來自外國的移民——當他們剛抵達美國時，大多身無分文，但後來卻經過百般奮鬥而終於擁有了許多。所以，他們願意為這個曾經接納和拯救他們的社會付出貢獻，以為回饋。也因此，幾乎每個美國父母都向他們的子孫傳下了一段動人的移民故事。
所以，一個華裔對於美國的態度和看法如何，主要取決於他個人的背景和身份的認同。很抱歉，你提出有關鍾雪萍與王斑合編的《美國大學課堂裡的中國：旅美學者自述》一書的問題，我無法回答。我建議你給王斑等來自大陸的華裔學者專門做一次採訪。
問：最近一次回台灣是什麼時候，您如何評估台灣這些年反思“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徹底程度？新浪微博上數月前熱傳“立委”段宜康在“立法院”會議上尖銳質詢“文建會”主委龍應台的紀要，談及“轉型正義”，段宜康認為蔣介石及國民黨要對“白色恐怖”那段歷史負起最大責任，龍應台則認為這需要社會達成共識。
而在今年7月15日即台灣解除戒嚴25週年紀念日之際出版的廣州《新周刊》，其封面大專題“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中，一位大陸資深媒體人在實地考察台灣的“轉型之旅”後，對專門紀念台灣左翼受難者的馬場町紀念公園評價非常之高，認為“正因為人性的頑強，台灣才終於衝破了威權時代的重重禁錮，進入到成熟的民主時代，人權至上成為整個台灣社會的最大共識。猶如當初赤壁般的火燒島，終於演化成今天生機盎然的真正的綠島”，他甚至認為，“美國能做到的，我們華人社會也可以做到，我們華人社會也可以兌現普世人權、兌現現代文明，馬場町就是這方面一個最生動的例證。”
孫康宜：我最近一次去台灣是2008年，主要是在“中央大學”作一系列的學術演講。我對目前的台灣印像很好，台灣顯然已經衝破了威權時代的重重禁錮，已進入到成熟的民主時代。我完全同意，美國能做到的，我們華人社會也可以做到。但必須強調的是，如果要建立深厚而長遠的民主傳統，還得努力培養對別人的基本尊重和關懷，而不能一味地以自我利益為中心。因為，真正的民主、自由不但意味著個人權利的擁有，更重要的還是對個人的嚴格要求——那就是，每個公民必須對社會履行應有的義務。
2018.8.18
康正果 (轉引孫康宜2018.6.17 )：張家夫婦七夕曬恩愛，賦詩祝賀：星燦月明玫瑰鮮，每逢佳節倍生憐。朝朝暮暮長廝守，不做天仙做地仙。
孫康宜、康正果昔日慧眼談孟祥森譯，柯慈之Disgrace (參考《孫康宜文集》2018)，或另有《耶魯半生緣》，仿：奈波爾 《浮生》孟祥森譯，2002；HALF A LIFE (2001) by Nobel Laureate V. S. Naipaul......
(提前10天自錄了，希望可以成【漢清講堂】之軍.......)
漢清講堂
題目：孫康宜 《走出白色恐怖》；康正果 《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
題目：孫康宜 《走出白色恐怖》；康正果 《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
時間 2018年8月19日 (禮拜天) 13：00~15:00
地址：台北市新生南路三段88號2樓
電話：（02） 23650127
我志大才疏，一次要討論這2本內容豐富的書；原先的想法是他們的故事，是了解20世紀下半葉的中國與台灣的重要面向之一。
我得特別感謝阿邦讓我先睹為快：
事實上，《孫康宜文集 卷五》的附錄四《作者治學、創作年表》可觀全豹 (除了略去的約230餘篇論文的篇名)。
至於康先生的"網頁"，也很有參考價值。
事實上，《孫康宜文集 卷五》的附錄四《作者治學、創作年表》可觀全豹 (除了略去的約230餘篇論文的篇名)。
至於康先生的"網頁"，也很有參考價值。
孫康宜文集【全套5冊】孫康宜 , 台北：秀威資訊 , 出版日期: 2018
康正果 《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
康正果《我的反動自述》，2004年香港明報出版社初版；2005年台北允晨文化出版，更名《出中國記：我的反動自述》，余英時序；再版。
2007年英譯本Confessions: AN INNOCENT LIFE IN COMMUNIST CHINA, Norton Press版，Perry Link 序。
2010年義大利文譯本S. Zuccheri (Translator)出版Publisher: Laterza： Esercizi di rieducazione《再教育》。
2017年北美簡體字版《我的反动自述》，自序。
孫康宜 《走出白色恐怖》的版本簡介
台灣的繁體版： (允晨《走出白色恐怖》，2003，自序；增訂版2007、秀威 2018)
簡體字版 (上海三聯)：《把苦難收入行囊》2002；《走出白色恐怖》增訂版2012，王德威序
英譯版Journey Through the White Terror: A Daughter’s Memoir,：美國Black & White, 2006；台灣(2nd Edition)， The NTU Press, 2013，王德威序
韓文版、捷克文版準備中
Dear friends,
Please see this youtube for my radio interview on the White Terror.
The link for radio interview is: https://youtu.be/3xItNsv_i8U
It can also be sourced by simply typing in You Tube search: Kang-i Sun
康正果書中"失去的樂園"追憶圖，由孫康宜父親孫保羅題字。
孫保羅是孫康宜 《走出白色恐怖》一書的主角之一。
參考 第52章 噩夢還在惡
Arrested in China | by Perry Link |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孫康宜的父親孫保羅是天津人，母親是高雄人，在日本早稻田(Waseda)大學讀書時相識，相愛。《走出白色恐怖》中，孫康宜造訪過早稻田大學，並有書寫該校校歌的頭兩行的紀念品2件 (《孫康宜文集‧ 走出白色恐怖》收入的照片只保留一件)。網路上有詳細的典故、意義 (「都の西北」的象徵......)、作者、靈感來源 (Yale大學對日本大學的影響，似乎不小.......)等等之介紹：
都の西北 早稲田の森に聳ゆる甍は われらが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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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回憶探險團
【歷史上的今天】
1952年12月29日，中華民國政權認定鹿窟村窩藏共匪(今新北市石碇一帶)，動員含軍隊在內一萬多人圍勦，全村幾乎滅村。
1952年12月29日，中華民國政權認定鹿窟村窩藏共匪(今新北市石碇一帶)，動員含軍隊在內一萬多人圍勦，全村幾乎滅村。
「鹿窟事件」堪稱是臺灣白色恐怖時期規模最大的政治事件，其株連者眾、辦案過程之荒腔走板，幾乎可以說是中國國民黨政權治臺手腕的經典示範。
1952年，在一位因「臺北市委會電器工人支部案」被捕的案主日記中，記載北部有一共產黨武裝基地，保密局推測該基地位於鹿窟、瑞芳、玉桂嶺一帶。於是，1952年12月29日清晨，保密局動員將近一萬人摸黑深入山區，尋找鹿窟的「地下共產武裝基地」。
在那個漆黑的夜裡，一萬多民軍人、警察、特務將山區封鎖，每三十尺設立一個崗哨，將鹿窟山區包圍的密不透風。一早，軍警不分青紅皂白的拘捕上街的的礦工、村民，並送往鹿窟的菜廟（今光明寺）拘留，有896人遭到逮捕或訊問。訊問期長達三個星期，軍隊在搜捕期間任意掠奪村民的家禽農作等財產，並將被捕的村民囚禁於光明寺內，禁止換洗、休息與睡眠。在訊問過程中，保密局不惜動用酷刑刑求村民，再依逼供得來的不實證詞將其定罪。根據受難者的回憶，刑求方式有鋼筆夾手、拔指甲、灌水倒吊等，甚至還有村民被打到骨頭錯位而終生殘廢。
被圍村「剿匪」的鹿窟幾乎家戶都有人被抓，在事件告一段落後面臨滅村的命運。即便沒有在獄中遭逢死難，受難者出獄後也被會被充滿恐懼的社會自動排擠，導致他們最終大多從事礦業等勞力工作，這也使得命運多舛的鹿窟人口，多受礦業職災肺矽病所苦，未過中年就為此喪命，一生苦難。
在深入瞭解了鹿窟事件的始末之後，或許我們該好奇，那將近一萬名的兵力去了哪裡呢？是誰刑求、逼供、拘捕、囚禁這些村民的呢？如同大部分白色恐怖時期的政治案件，受害者一個個在解嚴後的社會慢慢浮現，我們卻總是找不到加害者的蹤影。就算找到了，也如同帶兵圍剿鹿窟的總司令谷正文一樣，在他於2007年以九十七歲的高齡過世之前，一生從未為這慘無人道的滅村事件負責，甚至還能在1995年出席與受難者的對談中說出：「鹿窟根本不是甚麼武裝基地，我在當時還救了兩名臺灣人。」
日前促轉會發布第二波平反名單，並著手整理「轉型正義資料庫」，希望能終結「沒有加害者」的局面。然而長期以來以中國國民黨為首的加害者集團，為了規避自身責任將焦點轉移為「過去的就讓它過去」、「不要翻舊帳」、「經濟都沒搞好搞這些意識形態」、「快點拼經濟不要扯政治」，甚至將要追究其責任的人事物翻桌叫囂「滅東廠」，連絲毫愧咎都沒有更遑論要認錯負責？導致社會長期糾結在其中走不出困境。
不明就裡的人認為自己好客觀好中立好愛好和平將黨國話術信以為真，卻不知自己成為加害者脫罪的工具。而白色恐怖直接或間接程度不一的受害者們，終其一生期盼的公平正義卻是遙遙無期。
了解歷史、了解事情來龍去脈，你才有可能「客觀理性中立」。事情要面對、要解決，才能讓事件真正告一段落走向未來。
***孫康宜 《走出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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